如果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期限在2012年1月1日前已经届满，应当认为行政机关已经取得申请权，也就相应地依照《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取得了180日的申请期限。
联系到网上传出的某号文件和所谓七不要等等，看来一股反改革、否定82宪法之风正在袭来，火药味十足，引起知识界理论界的惊诧和反弹，群起质疑、反驳。我们且看看杨文中列举的所谓宪政五大罪状，即她所谓同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相对立的西方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究竟同我国宪法的规定有什么本质区别。
最近党刊《红旗文稿》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一篇长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认为宪政姓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应该是民选的政府而不是家族或某集团世袭的。（《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要问一问社会主义姓什么时代不同了。这道破了他们反宪政以维护旧体制的真实用心。（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
有的地方（如浙江某市）私营经济几乎达到100%。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提出：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也决定了在某些关键性领域和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需要国有资本发挥控制力。
然而，从这两部法律文件实施之日起，有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制度的争议也不绝入耳。那么，公共投资只能由政府来直接进行吗？只能通过政府的一般预算来列支吗？按照经济学理论，公共产品一般分为两类，即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总之，作为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特殊制度安排，在我国特定的语境下，国有资本存在的意义除了弥补市场失灵外，还是实施产业政策、平衡地区发展、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8]参见张馨、袁星侯、王玮：《部门预算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因为在预算关系中，人民基于对国家的信任而让渡部分财产形成公共经济资源（即信托财产），国家各预算主体则基于职权分配、使用和运营这些经济资源，以实现人民的信托利益.[18]此时，作为受托人的政府必须对委托人和受益人负责，尤其是在资金的使用上，必须坚持公共性理念，这是一种基于信托而产生的信义义务。事实上，诸多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能，属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范围，如上述提及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等特殊公司，其目标都不是以营利为主。
2.促进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摘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的考虑还是基于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都应以公共性为其首要目标。而一旦编制的预算本身偏离了公共性目标，那么无论是执行还是监督，都难以恢复其公共性特质。[13]参见高培勇：《公共财政：概念界说与演变脉络》，《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否则，营利性无疑应退居次位。同时，具有丰厚经营利润的金融类企业仍然游离于收益上缴制度之外。显然，这些公共投资在本质上应属于公共产品.正是因为公共产品难以为市场有效提供，所以才需要政府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介入。[3]参见文宗瑜、刘微：《国有资本预算编制和审批》，《国有资产管理》2005年第8期。
当前，由于我国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压力和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都较大，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项目应与二者对接，发挥国有资本的社会性功能，充分表现其公共性属性。为更好地规范管理者的经营行为，使其恪尽职守地为企业服务，保障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需要通过预算制度将国有资产的经营收益、投入支出等纳入预算管理体系，从而加强监管，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
尤其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两权分离的不断深化，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委托-代理关系的日益复杂，国有资产固有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加上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在企业经营中所处的信息劣势，造成了经营管理人的道德风险不断加大，代理成本不断增加。[16]朱大旗：《科学发展与我国〈预算法〉修订应予特别关注的五大问题》，《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9期。
[6]由上可见，国家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决定了国家所进行的财政活动必然包含两个领域：一是提供包括履行行政职能在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需要的财力，二是宏观经济管理及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17]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而言，收入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国有资本的安全，与全民的公共利益休戚相关。国有资产作为全民所有的财产，在制度本源上有着强烈的公共性特点，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自然应成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公共性的首要体现。但是，如果将该权力单独赋予国资委，那么又会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公共性面临落空的危险。[24]特别是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仍较多地存在于竞争性领域、并具有较强的垄断经营性……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不能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在必须或可能的情况下向公共预算或社会保障预算转移，那么，资本性支出的合理性就会从根本上受到质疑.[25]而这种偏离了公共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品的偏好，不能被视作合法合宪的财政行为.[26]因此，从法律层面要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向政府一般预算或社会保障预算进行转移有充分的理由。在这种混合关系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安排与国家出资人对所出资企业的利益分配请求权和经营决策权相重叠。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性与政府一般财政预算公共性之厘定虽然在理论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现的是国家基于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进行的收支活动，而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是国家基于社会管理者身份进行的收入再分配，但在我国，由于《预算法》对预算收支项目的分类欠科学，以致出现了二者间的交叉，尤其是目前的经济建设支出仍然在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中占有重要位置。[25]徐晓松、林文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资本性支出及其制度构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事实上，那些在发达国家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我国仅靠市场机制不一定能解决好，这就需要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顾功耘，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5]参见汤玉刚：《我国政府供给偏好决定的一个经济学解释》，《财经研究》2006年第5期。这主要源于《企业国有资产法》等诸多法律、法规对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提出的保值增值任务，而这种规定极易导致国资委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
支出制度的合理与否则直接关系着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关乎市场的健康发展。而这种经济职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国有资本的力量，如政府通过国有资本的投入，加大对薄弱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产业的投资，以纠正产业结构的失衡。具体到立法技术上，笔者建议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明确设立专门的调入政府一般财政及社保基金项目。这种义务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具体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1.投资方向的逐步非营利化。
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性质，理论界基于对其与政府财政预算关系的认识不同，主要形成了两种学说，即独立说[2]和包含说[3].笔者认为，相对而言包含说较为合理。这也正是对该类经营机构采取企业化、市场化运作而不直接作为政府部门下属机构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应，我国的财政体制就更加强烈地体现出政治权力属性的分配与财产权力属性的分配的二元色彩。与此相适应，在政府经济职能的设定上，我国必然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诉求。
[18]朱大旗：《从国家预算的特质论我国〈预算法〉的修订目的和原则》，《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但是，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投资于经济建设的领域不仅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而且涉足诸多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私人领域。
[2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所体现出的这种强体内循环特征，实际上也造成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使得本来依靠垄断资源已获取巨额利润的国有企业有更多的现金流用于职工福利，进一步扩大了行业及个人的收入差距，引发新的分配不公。同时，通过预算目标的设计以及预算收支结构的具体调整使得这种公共性得以彰显和维护。最后，借助科学、合理、可行的预算程序尤其是编制程序对其予以制度保障。预算在编制后需经人大批准方可生效。
胡改蓉，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20]另一方面，在竞争性领域应通过对国有企业收取高额红利或采取售股变现等措施使其逐渐退出市场。
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的编制中应充分尊重国资委的意见，同时发挥财政部门的监督作用在当前的舆论话语中，宪政梦也可能表达了一些立言者对于美好政治的憧憬。
福山的这种言论，实为当代中国的一些立言者以宪政梦指称中国梦的依据。三、对中国梦的信心从何而来？理解中国梦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形成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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